我们想提出的一个基本的观察,就是:
1、 在2012年之前,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城镇化,人口的流动在城市之间是没有选择性的,是一个城镇化;
2、 而在2012年以后,我们从城镇化转向了都市化,人口在集中的流向都市,大都市,人口在集中流向传统的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的中心,流向一个非常关键的交通枢纽,以及流向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城市群。
3、 相对而言其他的城市人口流入相对比较慢,甚至有些地区人口在大量的流出。
4、 这种现象不是从来都有的,而是2012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12年我们出现这样明显的断裂?
第二个问题,这个断裂在宏观层面上,它的影响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因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察。
上面这个图是中国适龄小学人口的增速,就是中国6-11岁儿童的增速,我们看到2010年或2011年,也是一个明显的断点。在2010年之前非常长的时间里,中国适龄小学人口一直是在负增长,他的绝对水平在快速下降,一直在负增长。在2004、2005年,6到11岁人口合并在一起每一年的下降速度能够达到6%,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下降速度。
但是2010年以后,中国适龄小学人口开始重新恢复增长,重新爬到0以上,这个过程大概会维持接近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人口预测来看,这个过程大概会维持到2025年。如果从2010年开始,大概15年的时间,差不多接近一代人的时间。
而这样的小学人口增速从负到正的转折,与我们看到的城市化,出现选择性的转折,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这两者之间就是因果关系,而且我个人高度怀疑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是非常随机的因素同时发生的。我们围绕这个转折,想提出两个关联的解释。
第一个关联解释就是,对于孩子正在上小学的人口来讲的话,可以断定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80后,基本上都是30岁左右,或者说略大于3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的父母。对于这些年轻父母来讲,小学人口的增速进入到正的增长,在计划生育没有废除的情况下,表明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年轻人,在整个全社会的流动人口之间的占比出现明显的提升。这一提升使得他们的选择,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开始具有系统重要性。
那么在以前,孩子正在上小学的年轻父母,在整个人口之中的占比,从数据上来看应该是比较低,甚至一直在下降,进而使得他们的选择在宏观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那么,这个解释背后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父母,你的孩子马上要上小学,当你选择在中国不同城市居住的话,除了收入之外,还会考虑什么?我们认为还会考虑教育,或者的话是以教育为代表的一般公共资源的好坏,比如说治安、空气的质量,比如说环境,包括教育,包括其他公共资源的好坏。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讲,除了考虑就业的机会,他会考虑子女所能够获得的教育、环境等等机会。
而这些公共资源,特别是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资源,在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布是具有巨大的差异的。一个在北京的孩子上北大清华的概率,跟一个在河南的孩子相比,一出生下来可能就相差十几倍,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所以教育资源在不同城市之间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对于年轻父母来说,他的孩子要上学,他在选择居住的时候,会进入教育资源更好的城市,从而使得人口的流向表现出选择性。
这个选择性为什么在宏观上,是在2012年后才出现呢?
一个解释是,因为在那之前,有孩子的父母,在整个流动人口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使得他们的选择在宏观层面看不出来。但是随着这一比例非常快的上升,这一影响开始显现出来。
第二个附带性的解释是,2010年以后,孩子要上小学的父母基本上是80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长大的。改革开放以后长大的显著的影响是他们在小时候没有挨饿过,中学的时候家里多少会给一些零花钱。他们没有经历过票证,没有经历过管制,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物质资源的匮乏,由此带来的影响是,80后的他们对生活的选择更加从容与自信。
而80之前的人口,小时候基本都经历过饥饿,经历过吃不饱饭,经历过冬天穿不上鞋,经历过严重的物资匮乏,这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严重缺乏安全感。这一严重缺乏安全感在人生价值观念和选择上,对80前的人口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生活的最终目的有且只有一个,就是赚钱。
因为你只有赚足够的钱才具有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做官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赚钱,做官是手段,赚钱是最终的目的。
2023-11-30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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